炎热的双休日，看完了一厚本《沈从文的后半生》。
他只是一个寂寞的文人，这本厚厚的后半生，看完，我却觉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想明白了的人。他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三十多年，与器物与裂帛打交道，远离了喧闹的世界，彻底地不发声了，掩藏到了岁月深处。有人说，他晚年的长相，像一尊弥勒佛。
那个特殊疯狂的年代，周围很多知识分子承受不住压力、变迁和自尊的深度损伤，精神崩溃或主动结束生命，他也不能幸免，不同的是，他经历了短暂崩溃后却逼着自己想通：下放的川南小乡村，腊月二十九，老油灯下，夜读《史记》读《列国志》，以古鉴今，世上本无新事。
有一个细节很有感慨，最初的一个普通参观者，后来成为沈从文晚年重要助手的王予予，第一次进到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马上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给我讲”，当时是铜镜展，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个柜子他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约好第二天来看，前后看了一个星期。中午，有时是一片面包加一根香蕉解决；或者沈带他去家里吃面条。最后他才记起问对方的名字，对方说：我是沈从文。
他怕时间不够用，着手编写古代服装史，编写陶瓷史，西南漆器史，家里面积小，常常资料摊开不够用，工作吃饭一张桌。
后半生，如他所言，于寂寞里慢慢生长。他在上海的电车上画过一幅铅笔速写，配文：“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小，实在十分沉静。”很静的一幅图，也是他的心境。人难成易毁。也许这是他的变通之法。他总在算自己的时间，时间无多，无法对抗俗世，只能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寻找一种平衡。
在下放或考察古物的时期，他写了很多家书，其中一封这样写“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的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这种动人的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骨肉灵魂一应俱全”。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这种寂寞里生长，还离不开对他来说“极离奇”的另一种东西，音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分期付款买了电唱机，听交响乐，大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沉浸在天籁深处，没有杂音，那是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帮他遮风挡雨。他结结实实地活了下来，八十六岁终老。莫名地想起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调侃的话，大意是：“某天，看到桥上走来一个胖女人，感觉很难过。”读后，忍不住大笑。
八十年代受邀去美国讲座时，有一老太带一裙子问他干什么时代，他讲大约在同治、道光年间，老太又问多少钱，他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在美国，二姐张充和家，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忘了给他，他会孩子似的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情节，聪明人的哪根筋好像都是通的。
一直对这一个场景印象很深，一九八二年，在黄永玉的陪伴下，沈从文最后一次返回老家凤凰：清晨，茶几摆院子里，雾未散去，青石板路上有露水。沈静静地喝着豆浆，说家乡的油条：“小，好。”黄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懂得就值得”，沈闭着眼，躺在躺椅上静静地说。
沈从文去世后，夫人张兆和在小羊宾胡同的狭窄阳台上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都是沈书中那些可爱女孩的名字，有一种虎耳草，是《边城》里翠翠最喜欢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