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始于桃符。桃符是画有神荼、郁垒二神的桃木板，于农历元旦悬于门户，用以驱鬼。梁章钜《楹联丛话》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965年)之前，一年岁除夕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輿。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在此以前是否有更早的对联，当代联家已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考证。在尚未定论之前，不妨仍以纪晓岚说为准。
我们在探讨对联起源时，应该把发现四声作为出现最早对联的上限。因为，如果承认对联是格律文学，是讲究平仄对仗的，就不可能出现在发现四声以前。但是我们也承认对仗从对偶发展而来，因此，只要有不讲平仄的对偶，就有“前对联时代”。
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夫五色相宣，八音谐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梁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由上可知，四声是梁沈约(441-513)等人发现的。因此，对联应该出现在公元52019年以后。在这以前，可称为“前对联时代”。
诗文中的对偶句，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但不能称为对联。例如，
《周易·乾传》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商书·太甲》
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逭
《诗经·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因为四声之说，始于齐梁，对联不可能出现在齐梁以前。摘录下来的唐诗对仗句，后代制成对联，也不是唐联。
至于口头上的应对，例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华)坐。张令其遇，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
云间陆士龙
日下荀鸣鹤
虽然平仄谐调，也不能说对联出现于那个时代。
对联从律诗骈文脱颖而出，一开始就有完美的声律结构。“新年纳余庆 /
嘉节号长春”一联，其实际平仄为就骈文句式而言，节奏点在“年”字、“庆”字和“节”字、“春”
字上，“纳”和“号”是虚字，可不计平仄。“新年”对“嘉节”，“余庆”对“长春”，对仗工丽。就律诗句式而言，是的特定平仄格式，可以作对仗句。因此，用律诗句式解释，更为合理。如果不了解对联的历史渊源，认为“余”字违律，那是极大的误解。
宋代盛行“四六”，采用骈文句式撰联，格律宽松，允许同位虚字相对。例如：
朱熹题松溪县明伦堂
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
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
骈文句式在对联是常见的，不过同位虚字相重相对现象已逐步淘汰。
朱熹最大的贡献是将骈文句式和律诗句式结合起来，形成典型的对联结构。从此，对联有了不同于律诗、骈文的结构，这是对联史上的重大发展。例如：
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
鱼川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
律诗句式在五言联、七言联以及长联的五言、七言句中占绝对优势。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用《簪云楼杂说》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1368-1398年)，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有倡导作用。
清康熙六十寿辰(172019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由于
“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且大量制作，要求严格，有促进对联句式结构规范化作用。这一点似乎尚未被人们重视。
清代对联盛极一时，名家辈出。其中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两个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对联已经成为独立文体，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并驾齐驱，媲美争妍。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成为一时风尚。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斋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无时不用，到处流传。楹联文学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流风之盛，不因辛亥革命而衰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文学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报刊上、网站上征联活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出现了群众性的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