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的同名电影。VCD，三碟装。那时的我，沾到枕头能睡，作为日常睡前娱乐的看碟，往往有始无终。《日瓦戈》不能幸免。后来升级DVD了，就没重看的兴致。依稀仿佛记得，一个女人在舞会上刺杀一个男人。后来知道，那是美丽的女主人公拉莉萨。
再后来，读原著，感觉不深，留意了一些细节。最有印象的，是主人公死亡时，正乘在一辆时时抛锚的公车里，“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骑着自行车，和汽车同向行驶。几次抛锚时，日瓦戈都看到她超到前面去。最后他心脏病发作倒地，那女人又超上来，还 下自行车看了一眼，继续上车前行。“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这种细节的隽永，并非伟大作家才能做到。《日瓦戈医生》的伟大，也并非因了此类细节。这是我最近重读时，深刻意识到的。
重读《日瓦戈医生》，第一感觉是开场叙述缓慢。俄罗斯人名冗长，一个人几个昵称，前看后忘。诗人对修辞的迷恋，使得句子节奏不鲜快（尤其是景色*描写频繁的开头段落）——比如他常给一件事物按上两三个比喻。对于现代小说，我认为一物一喻足矣。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舍不得浪费语言火花，迫使我的阅读，经常停顿迂回在句子里。如果我只是一个随手翻翻的普通读者，也许就熬不过开头十几页，那么，我就错过了此后的渐入佳境。
掩卷之后，想写些什么，但很长时间陷在一种不可言传的冲击感里。正因不可言传，使得文学阅读犹如读者作者之间的精神幽会。读者推门进去，一扇一扇，可能迷路，可能曲折，但最终抵达作者的内心。如果试着描述我看到的内心，我愿意说，他们是一片片陽光照耀下的沼泽。不同的是，有的明媚一点，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有的更－陰－暗潮烂，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
《日瓦戈医生》，这本有名的“政治小说”，在我看来，根本不是写政治。作者本人必如日瓦戈，厌恶并且希望远离政治。它通篇写的人，写绝大多数人变成野兽的时代中，极少部分人残存的一点点人性*与爱。这种惨烈主题，这种时代状况——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存在过。而帕斯捷尔纳克，勇敢地写出来，他本人因此付出了代价。
相比之下，《双城记》的作者“聪明”很多。狄更斯有感于英国的社会境况，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谓“借古喻今”，最大的优点是安全，缺点则是“隔”，乃至虚假。这是为什么，读《日瓦戈》能感到作者喷涌的情感；而《双城记》别说喷涌，仅有的一点涓流，也是人工开凿的小水槽。背景抽象，人物抽象，细节也抽象 ——如果算它有细节的话。更别提一堆堆的历史错误了，请不要以“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为借口，细节对于小说，是关键的，也是决定性*的（至少是之一）。
当然，另有一些，索性*完全架空，比如《蝇王》，我就更不喜欢。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曾借用威廉·燕卜荪“牧歌”的概念，认为可以“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然而，在我看来，小说的美，乃至小说的意义，正在于复杂。普遍性*问题本身，在莎士比亚时代已被穷尽；在今天，表现问题的方法，远比问题本身重要。正因为“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我认为解决的方法不在简化，而在复杂化。复杂、具体、历史性*地、深谙世故地表现普遍性*。这也是莎士比亚写完了人类的爱恨善恶之后，文学仍值得存在的原因。
经历了战争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大时代需要大作家，大作家也需要大时代。一些批评家说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怎能写出好小说。这话对吗？对，也不对。每个时代都是大时代。有些变动是外部的，它需要广度；有些变动则是内部的，需要深度。所以，没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或能向内，向纵深。
见几位师友谈《三峡好人》，有说：文学家为啥不能像贾导一样，写出这个时代。这话像是意思，存在一个脱离人之外的时代，而文学作品应该“人”和“时代”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是这样吗？电影篇幅短，需要一个讨巧的契点。而小说——尤其长篇，有的是篇幅，不妨慢慢做解剖手术吧。我就不信，在哪个普通人身上，会没有一个时代。
《日瓦戈》的中译本，盖棺定论了八个字：“反思历史，呼唤人性*”。我看，次序要倒倒。先呼唤人性*，才反思历史。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
所以，终要一圈一圈地写回来，从外围写到内围，最终写自己。不少大作家，晚期都有一本类似《忏悔录》的东西。因为终于有足够的智慧、洞见和勇气，打开自己的陽光沼泽晒晒。那是境界。所以，福楼拜说：我就是包皮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