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前行的党徒
―――《静静的顿河》中的“革命者”
前苏联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问世80年来，围绕其主题和人物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世界读者中，都曾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优秀的文学作品之 所以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就在于能够引导不同年代、不同层次、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多视角、多侧面地阅读文本，为读者提供多样化诠释的广阔空间，时间越久就越 能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魅力。当历史的硝烟已成为过去，今天的读者以更为自由广阔的视角和多层次的解读来审视这部作品，相信会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战争与人性*是《静静的顿河》探讨的两大主题，作者表面上描述了顿河哥萨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惶惑、痛苦的抉择中最终接受了苏维埃政权，显 示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这条明线之下还隐藏着一条暗线：俄罗斯式的、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在血腥残杀中伟大人性*的讴歌。肖洛霍 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以及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并未妨碍他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主导创作，没有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限制，至少在这部作品中所体现 出的价值倾向并不符合他所从属的政党倡导的文学创作理念，从而使《静静的顿河》得以延续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宗教救赎意识，继承了以果戈里、托尔斯泰、 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作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凸显残酷环境下人性*的光辉，这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是十分罕见的现 象。肖洛霍夫以极大的热情为他所熟知的顿河歌唱，不逃避，不粉饰，更不阿谀，完全凭普通人的良知来审视俄国历史上那次天崩地解般的剧变，既没有迎合现政 权，以概念图解历史，也没有超然于历史现实之外去冷眼旁观，而是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了作品当中，把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很好地结合起 来，力争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肖洛霍夫以冷静的态度对“革命”鞭辟入里地加以分析，将“革命”所造成的反人性*的杀戮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作家的笔常如一个精确清晰的镜头， 赤裸裸地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直接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到血与火的现场，惊悚于战争的残酷，陷入窒息般的感觉。“革命”伴随着槍炮声悄然而 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根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没有经过批准或 许可，就一下子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控制了人们的思维。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在其他同类题材 的革命文学作品中被事先豁免了的道德审判重新被作者严肃地提了出来。
共|产|党员施托克曼，作品中第一个登场的革命者，一战前执行上级组织的指令，来到顿河地区传播革命的“火种”，以钳工的身份来到鞑靼村，凭借高 超的口才和煽动能力团结了一批劳动的贫苦哥萨克，向他们播洒革命理论，点燃了贫苦哥萨克心中仇恨的火种；当十月革命爆发后，正当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摇摆于红 白两种势力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顿河，正当他当年培养的“革命人才”驾驭不了局面之际，他的出现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然而他一人的单薄力量最终无法扭转整 个局势，终于被哥萨克的暴动大潮淹没，从而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他们把你们引入歧途，叛徒们！他们拿你们做叛变的见面礼……去换取新的官衔……但是 共产主义将永远活下去！同志们！你们赶快猛醒吧！”这是施托克曼在牺牲前对哗变的红军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红色*经典所惯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式的语言并没能掩 盖现实革命斗争的残酷，被仇恨和愤怒煽动起来的“群众”如同喷薄的岩浆，摧毁着一切道德防线，其势之凶也早已不在革命启蒙者施托克曼们的掌控之中。最终还 是为自己点燃的烈火所熔化，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施托克曼以宗教使徒般的虔诚来到顿河地区播种观念，将布尔什维克的“福音”洒向各个角落。这种精神实质上的“布道”，虽然形式上延续了俄罗斯 革命者扮演救世主的精神渴望，但是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俄国，从十二月党人到民粹派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们，仅有基 督使徒的救世主义远远不够，甚至自身都难保，而是必须建立在钢铁般“党性*”基础之上才能保证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对专制统治者、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人民大众的 敌人，都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和消灭，超阶级的人性*只是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虚伪台词。于是才有了施托克曼富于煽惑的鼓动，他在劳动哥萨克心目中人为设立 了一道鸿沟，用阶级将“人民”和“敌人”判然分离，遍地播下了仇恨的火种，以便被点燃的那一刻将一切阶级敌人燃烧殆尽。在俄国革命者的眼里，人民与敌人之 间只有谁消灭谁的问题，不存在互相妥协共同生存的可能。
回顾国际共运史，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得到了德国两位天才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两个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政 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令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小视的强大力量，但却都没有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内部的思想分歧也错综复杂。然而这种情况却在相对落后的俄 国有了改观，列宁成了第二国际的异数，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掀起了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壮大，成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正是这个突破才有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把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变成了现实。然而也正是这种突破标志着从此国际共运分裂成了两条道路：和平斗争和武装夺权，我们长 期以来的政治话语从来都是将列宁的路当做世界革命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当年的世界革命中心早已 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战后欧美各国左翼政党凭借议会斗争以及“资产阶级zheng府”顽强的自我修复机能，使当年列宁判定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延 续到今天。
一种制度赖以存在并延续的基础，归到最表面的层次是对话语权的掌握和操纵。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处于什么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和民族， 都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方式所同化或吸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生活在了这种话语形态控制下，离开了它，我们将发现我们无所 适从，甚至连准确表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这个话语权的归属还是未知数，曾经有过一种理想和主义，设想过建立一种完全 不同于、甚至可以说超越今天这种形态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并曾在一定范围内变成了现实。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能只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之上，它要受其 本身规律的支配，任何试图超越甚至违背这个规律的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命运。上个世纪初那次曾被宣传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革命，其背后是在被一种理 想所支撑，《静静的顿河》正是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理想的执著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以施托克曼为代表的这个理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曾经 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今当这一切已经随着历史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凭借那个时代的文学重温那段悲惨的人类足迹，凭吊曾经的光荣与梦 想，曾经的迫害与杀戮。
本丘克（旧译彭楚克）和波乔尔科夫（旧译波得捷尔珂夫），这是两个出身于哥萨克、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很好地诠释了暴力革命的 “真理”，如果说施托克曼更象一个善于煽动革命的演讲家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物则完全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实干者形象，本丘克塑造得更加有血有肉、鲜明立 体，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与作品中描写大部分亦农亦兵的哥萨克不同，他很早就离开了顿河流域的家乡新切尔卡斯克，来到首都彼得格勒当一名工人，不同 的社会阶级处境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和原来的哥萨克阶层渐行渐远，特别是在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鼓动之后，本丘克开始从思想上彻底和原来的生活决裂， 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在一战中，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公开活动，为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利用俄军在东线战场上屡战屡败之后士气不振的时机进行革命宣传，煽 动前线士兵倒戈，与交战国德奥等国的士兵联欢。第四卷第一章中本丘克在战壕里与几个死心塌地效忠沙皇的“反动军官”的一番唇槍舌剑的精彩辩论宣告了布尔什 维克对于国家与革命、阶级和民族的观点：“日俄战争引起了1905年革命，这次战争势必以新的革命收场。而且不仅是革命，还要发生国内战争。”随后在战壕 里发现的宣传单则更为露骨：“你们醒醒吧，劳动者们！你们的敌人不是那些也和你们一样被欺骗的奥地利和德意志士兵，而是你们自己的沙皇、工厂主和地主。掉 转你们的槍口去反对他们，跟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兵士联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看来，国家和民族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迟早是要消亡的。广大受压迫 的工人和农民只有泯灭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团结起来共同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才能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这些观点在列宁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有 详尽的论述。为了革命，可以牺牲国家的利益，可以忽略民族的鸿沟，全世界劳动者都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
革命家的理念永远是手段高于目的，无论他们的纲领多么富于理想色*彩，一旦将其付诸实施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对现实功利的考量，国家、民族和阶级 等名词概念都不过是革命家玩弄于股掌的工具而已。苏俄为了政权的稳固可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以获得暂时的喘息镇压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 然而当政权稳固后民族依然要生存，领土仍然要扩张，外兴安岭中东路权不但不会归还中国，反而还要策动外蒙古独立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理想碰到现实总是会 不堪一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夕，这条理论却不失为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它既可以使布尔什维克获得道德上的优势，使他们更加真实地扮演着工兵利益代 言人的角色*；又具有强大的心理攻势，促使前线士兵更多地投奔到红色*阵营里来。在人心惶乱无所适从之际，早就从前线开小差的本丘克又适时出现在“士兵同志 们”的面前，他的出色*表演赢得了士兵的认可，以至于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人。对待“死不悔改”的“反动军官”，尤其是知晓其底细并当面揭穿他的卡尔梅科 夫，本丘克则会毫不留情地露出牙齿，用子弹消灭这个沙皇的忠实“走狗”。
作者并没有将本丘克简单地塑造成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布尔什维克，还着重写了他的亲情和爱情，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在硝烟弥漫中，本丘克和犹太 姑娘安娜坠入了爱河，而孕育他们爱情的环境却是制造杀人和死亡的机槍队，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讽，爱情是美好的，杀戮是恐怖的，然而即使在戕害人性*的岁 月，也仍旧不能泯灭人类爱的本能，这对革命的青年还是无可挽回地相爱了。他们的相爱，就像地狱里的一盏明灯、坟墓上的一个花环，使这充满了死亡恐怖的气氛 有了些许温馨。本丘克幸而有了安娜的那份爱，才使他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残存了一丝人性*的温暖。然而这份可贵的人性*却使他备受煎熬，尤其被调到了行刑队 的那段时间，当看到需要处决的“革命敌人”中竟然还有手上长满了老茧的劳动哥萨克的时候，他的心也在惶惑、怀疑甚至痛苦，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布尔 什维克，他不能有丝毫的手软和犹豫，唯有坚决执行党的命令，消灭一切党认为需要消灭的敌人，人性*和党性*的冲突此时在本丘克的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严重 的折磨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面对心爱的恋人都丧失了爱抚的能力。本丘克不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娜塔莎，不会有贵族敏感的思维；也 不是日瓦戈医生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会有多少深邃的思想。作者对此时人物面对的巨大矛盾和痛苦，不是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而是以白描的 笔墨勾勒出人物的言行和感触，反而能使人物得以更加鲜活和立体地表现，特别是通过对话描写反映此时人物内心巨大的痛苦，很好地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 在佩服肖洛霍夫如椽巨笔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摧残。安娜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随着爱人的凋谢，本丘克的生命也失去了这 最后一点残存的人性*光辉。
波乔尔科夫的形象则略显简单苍白，作者没有像塑造本丘克那样多侧面地表现，而仅仅把波乔尔科夫做了类型化的处理，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皮夹 克、腰挎马刀的红军军官，这是那个时代苏联文艺作品时常出现的形象。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有限章节里，给人留下的印象无非就是那么几个片断：与白军首脑的谈 判、杀俘和最后的就义，倒是和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几次“对手戏”更加引人注意。葛利高里和波乔尔科夫都是顿河哥萨克，相同的出身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彼 此间的亲近感。正当国内爆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的时刻，前线的士兵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各种政治派别都在拉拢军队，都在军队中散播自己的言论。世代为沙皇 当差打仗的哥萨克没有多少政治头脑，面对错综纷繁的政治派别和言论，年轻的葛利高里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他遇到了波乔尔科夫，被他简朴有力的语言所折服，迅 速把伊兹瓦林灌输给他的那套哥萨克自治的论调抛在了脑后，逐渐对布尔什维克产生好感，满怀憧憬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但是现实渐渐打破了葛利高里的美好希 望，苏维埃政权血腥残酷的一面使他不寒而栗，尤其是对哥萨克报复性*的惩罚措施更为他所无法容忍，葛利高里与波乔尔科夫开始产生了隔阂。在一次战役后，波乔 尔科夫残忍地把俘虏的哥萨克军官全部砍死，葛利高里终于忍无可忍，从此与波乔尔科夫分道扬镳，离开了红军队伍。他们的再次重逢是在处决波乔尔科夫等一批被 俘红军指挥员的刑场上，此时在他们双方的眼中，对方都是以叛徒身份出现的，波乔尔科夫是哥萨克的叛徒，而葛利高里则是红军的叛徒。革命造成了哥萨克这一延 续了几百年特殊族群的分裂，曾经的兄弟成了战场上的仇敌，双方无论谁最终取得胜利，这都是个悲剧。
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本丘克和波乔尔科夫最终走向了刑场，在《静静的顿河》里，这不是以一个红色*经典所惯常描写的场面出现的。它是一幕人类自 相残杀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没有胜者。它在人们心灵中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痕，一切基于政党和阶级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结论在它面前都是苍白无 力的。
科舍沃伊（旧译珂晒沃伊）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两个人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在小说中有一个从朴实的贫 苦劳动哥萨克锻炼成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成长经历，作品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揭示了这一变化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是最初经常参加施托克曼家的“读书沙龙”的成 员，也是施托克曼的革命教化最终发生效力、取得成功的仅有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