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宗教文化园地里;山西地区格外光辉夺目。下面是皮皮范文网带来的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篇一：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
来到佛家胜地，我就要和大家广泛地说及佛教，首先大家要知道什么是佛?用幽默一点的说法，是从字的结构方面阐述：
佛是一张弓
两把利剑竖当中
旁人问我是谁
我是和尚老祖宗
这种说法虽然幽默、诙谐，但它至少说明了佛在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霸气，非常有征服力。 其实用通俗的语言说的简单明白一点，佛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佛，但是如来不是单指一个佛，而是佛的总称，比如说：释迦牟尼如来佛，阿弥陀佛如来佛，佛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佛!
佛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也就是说佛明白了整个世界和天地间的一切生死奥妙，成为了宇宙的主宰，所谓：天地之间，唯佛独尊。也就是这个道理。信佛可以使你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苦无悲，可以令你心胸开朗、心如明镜、心归净土。既然佛的作用如此浩瀚无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信佛、学佛呢?也许大家是多么的想去信佛、学佛，只不过不知道怎样去信，如何去学，下面我将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
佛教崇尚一种美妙的预言，提倡世人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你每念一遍阿弥陀佛，属于你自己的西方极乐世界就会长出一朵莲花，你念的越多，莲花就会长的越多。等到你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登临仙境，早日成佛。
学佛之人必须心存善良，用心慈悲，社会发展到今天，善良已经越来越少了，有一句话说的好：
千年修书只为卷，让他三分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惶惶天朝，万千气象，江山坐在百姓心上。热天热地热太阳，热的是一饭一粥一件衣裳大江南北，四野苍茫，只有星星不见朝阳。敬天敬地敬爹娘，敬的是仅有频临绝种的善良。
我们学佛切忌不可吃荤，更不能杀生，佛教有云：芸芸众生，皆有佛性。他所说的众生，并不是专指人类，还包括所有有生命的动物，比如说：猫、狗、牛、羊……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灵性，共处一个美丽的大自然，如果我们伤害了它们，又于心何忍呢? 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学佛之人，除了不可杀生之外，还有几点忌讳：不可偷盗、不可邪淫、不可妄语、不可饮酒，这也就是佛规中的“五戒”，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又产生了第六戒：不可吸烟。因为吸烟的人口中有污浊的味道，这样去学佛，念佛是对佛的不恭敬，何况烟草中含有尼古丁毒素，对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学佛之人还有一点最为重要：要不断的培养自己的悟性。至于什么是悟性，我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南岳的怀让禅师有一个弟子叫马祖，一次，怀让禅师看见马祖整天坐禅思定，不思茶米，就问马祖在想什么，马祖说：我想和释迦牟尼一样成佛。怀让禅师说道：铁棒可以磨成针，那么砖头可以磨成镜子吗?马祖听后恍然大悟。还有一个例子：牛拉车，车不走，人是打车，还是打牛?
菩萨是指自觉、觉他者，也就是说，不但讲求自我的修行，还会帮助别人，它的地位仅次于佛，常见的五大菩萨有：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王、大势至菩萨。
“观世音”菩萨居于五大菩萨之首，在妇女信徒中的地位和影响是非常的广泛。“观世音”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说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只需要念诵自己的名字，菩萨就会“观”这个音，并会立刻前去解救。所以称之为“观世音”，简单的说，也就是观世间的悲苦声音。
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名字中的“世”，就简称为“观音”。在唐代以前，观世音原为男身像，唐代以后，为了方便闺房小姐的供养，才生出了女身观音佛像。常见的观音有南海观音以及千手千眼观音。
南海观音又称海岛观音、渡海观音，也就是左手持净瓶，右手拿柳枝。她的左边侍从是善财童子，右边侍从是侍香龙女，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金童玉女。
千手千眼观世音，是身后有1000只手，每一只手上有一只眼睛，所以称之为千手千眼观音。
地位仅次于菩萨的是罗汉，罗汉是指自觉者，也就是说只讲求自我的修行，并不会去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有2罗汉、6罗汉、18罗汉、500罗汉之说，关于罗汉的来历，民间有多种说法：
一：佛祖逝世后，以迦叶为首的500弟子在王舍城集结，把佛祖生前宣讲的佛学，回忆整理成佛经总集《三藏》，由此获得罗汉的果位;二：五百罗汉原是500个强盗，在佛祖感召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为五百罗汉;三：五百罗汉生前是500只蝙蝠，栖于南海之滨的枯树洞内，有诸商侣栖息树下，生火御寒，口诵佛经，众蝙蝠恋听佛经，当枯树被燃，为火所困仍不忍离去，以致在火中丧生，后转人世，出家奉佛，成为五百罗汉。 摩诃迦叶——在十大弟子中，摩诃迦叶被称为“头陀第一”，“头陀”是古印度一种宗教修行方式，修行者必须行脚、乞食、露宿，不能穿好衣服，吃好东西，总之，严格限制物质欲望，头陀行者一般被称为苦行僧。摩诃迦叶以严格遵守头陀行而著名，据说释迦曾劝他年纪大了，不必再坚持苦行，但他婉言谢绝了释迦的相劝，因此释迦对他也十分敬重。 阿难——因要侍奉释迦的饮食起居，没有太多时间进行宗教修行，故释迦只世时他会经常听闻佛法，却未能证得阿罗汉果位(声闻弟子的最高修行境界)，释迦去世后，弟子门相聚，商量举行会诵，诵出佛陀所说之法，当时主持其事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以阿难未得罗汉果为理由，拒绝他参加这一聚会，这使阿难非常伤心，受到很大刺激，他下决心奋力修行，终于在聚会前一天晚上临睡时，在头碰上枕头的一瞬间忽然大悟，证得阿罗汉果，从而获得参加聚会的资格。
篇二：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续高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篇三：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
从内蒙回来，顺道去了山西，多少减少了点没能看到真正大草原的遗憾。
山西，因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有一首歌可以为证，《人说山西好风光》中“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至于又称“三晋大地”，我曾自以为是地曲解为：分为晋北、晋中、晋南三大块，所以称“三晋”，看了书本才知道，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因是晋国的中心而简称“晋”，又因被赵、魏、韩三国瓜分，史称“三晋”。
未到山西，头儿就一直念叨，山西是一个历史厚重的省份。知道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创造出许多古老文化，演绎出诸多神话传奇，但是至于具体的东西，到了山西才真的大开眼界，才理解为什么“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所以，我把六天的山西之行定位为“历史之旅”、“文化之旅”。
至于山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传说中的华夏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在这里劈山治水，培育谷物，尧、舜、禹亦曾先后在晋南建都，即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城(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阳);秦、汉、魏、晋时代，山西一直是屏蔽就城的战略要塞;隋唐五代时期，太原又是唐朝的北都，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亦都是从山西开基立业的。北宋时，山西是宋辽争夺的主要地区，著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里为国效劳，留下名垂青史的佳话;明初，明王朝数次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山西人从“洪洞大槐树”下走向全国，到了清代，晋商又以规模雄厚的资本，把山西票号开遍全国各地，开创了中国银行业之先河，名震华夏。
无数历史凝结在山西的“奇迹”令人折服惊叹。先说说晋北的佛教文化，体现在大同的云岗石窟、悬空寺，最著名的当属佛教圣地五台山。
云岗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约用了70年的时间，到520xx年结束，据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云岗石窟与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东西绵延一公里，依山开窟，窟内凿像，现存各类造型各异、大小不同的佛雕5100余尊，其雕刻技艺之精湛、造型内容之丰富，堪称公元5世纪后半叶我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博物馆。
位于大同市约80公里外的浑源县境内的悬空寺，当地人用“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语来形容它的险峻，被称为“天下一绝”的悬空寺悬挂在半山腰已晃晃悠悠了1400多年，至今完好。
悬空寺远看玲珑袖珍，走进才知内里乾坤。十几口碗口粗的木棍支撑的寺庙，呈一院两楼布局，殿宇楼阁40间，南北两座宏伟的三檐歇山顶高楼仿佛凌空对峙，悬挂在刀削斧劈般的绝崖之上，三面环廊围抱，六座殿阁相互交叉，飞架栈道相连，高低错落，迂回曲折。悬空寺是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寺内各种塑像颇多，既有佛教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又有道教吕洞宾、老子神像，还有儒教先祖孔子，这在宗教史上也属罕见。导游讲，这是由于历史上皇室信仰不同的宗教，为了不使自己的信仰被后人毁掉，而选择的一种兼容包纳的做法。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中庸”、“有容乃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