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碑林还陈列着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肃著名碑刻，有汉和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汉蒙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嵝碑等。下面是皮皮范文网带来的兰州碑林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篇一：兰州碑林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兰州碑林还陈列着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肃著名碑刻，有汉和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汉蒙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嵝碑等。东西碑廊陈列着历代甘肃籍名人作品和历代名人手札。从东汉的草圣张芝，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梁鹄，西晋索靖，唐代的李世民、李白，一直至明清及以后的胡缵宗、邹应龙、邢澍、张澍、安维峻、刘尔忻、马福祥、梁启超、范振绪等。
草圣阁檐下分别是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塔影河声”，启功题写的“草圣阁”，朱乃正题写的“翰墨流芳”，黎泉题写的“黄河第一阁”等牌匾。
一楼陈列着从陇原大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古篆，庆阳发现的秦诏版，以及怀素《自叙帖》丙辰本。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丈、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第一期文化的部分陶器口上发现的十多种刻画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画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画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刻画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原始人最早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数字和简单事件，后来逐渐抽象、概括出有固定含义、能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符号——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天水地区本来就是伏羲文化的源头，早就广泛流传着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记事的民间传说，也就是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最早运用刻画符号，代替结绳记事的创举留在先民们的记忆里。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也就是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也是这一地区关于伏羲传说的具体物证。
如果说，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是汉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的话，那么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在此之前于1920xx年在礼县红河乡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见到的古篆铭文，则直接就是汉丈字的祖宗。秦始皇在文化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毂，书同文”，在先秦古篆的基础上简化、规范的秦小篆，在秦小篆的基础上，到汉代又产生了隶书，汉文字才真正定型为以平面方块为特征的文字。秦小篆现：存实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现藏于甘肃镇原县文化馆的秦诏’版，为秦始皇(前221)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暂且抛开其它意义不论，单从实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真正面目，则可以说与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为汉隶精魂摩崖石刻《惠安西表》，也就是俗称的《西狭颂》，与汉中《石门颂》、略阳《郁阁颂》并称为“汉隶三颂”，就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鱼窍峡。
从大地湾陶器—亡的刻画符号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汉隶及东汉“草圣”张芝的章草，兰州碑林所展示的无疑就是汉文字在陇原大地上从最初实用的萌芽状态，到逐步发展为光彩夺目的书法艺术的灿烂辉煌的发展史。
二楼陈列着碑林的三大精品： 《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碑供游人观赏。 《肃府本淳化阁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部《淳化阁贴》刻石，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篇二：兰州碑林导游词
兰州碑林还陈列着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肃著名碑刻，有汉和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汉蒙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嵝碑等。东西碑廊陈列着历代甘肃籍名人作品和历代名人手札。从东汉的草圣张芝，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梁鹄，西晋索靖，唐代的李世民、李白，一直至明清及以后的胡缵宗、邹应龙、邢澍、张澍、安维峻、刘尔忻、马福祥、梁启超、范振绪等。
兰州碑林
草圣阁檐下分别是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塔影河声”，启功题写的“草圣阁”，朱乃正题写的“翰墨流芳”，黎泉题写的“黄河第一阁”等牌匾。
一楼陈列着从陇原大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古篆，庆阳发现的秦诏版，以及怀素《自叙帖》丙辰本。
中国的文字
到商朝时期的甲骨丈、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第一期文化的部分陶器口上发现的十多种刻画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画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画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刻画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原始人最早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数字和简单事件，后来逐渐抽象、概括出有固定含义、能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符号——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
篇三：兰州碑林题词的相关知识
兰州碑林 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敦煌巍然，东方枢纽。石窟众宝，彪炳千秋。辉煌璀璨，世无其俦。张皇发扬，子孙共守。智慧之都，古城兰州。莫高麦积，与天同寿。碑林肇建，光被六洲。新纪莅临，辉映全球。
季羡林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是季羡林先生为兰州碑林的题词，如今已镌刻镶嵌在碑林东轩，供世人仰读。它，既是季老对碑林的赞誉和希冀，更是对兰州、对甘肃的赞誉和希冀。季老对甘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了若指掌，希望我们“张皇发扬，子孙共守”。说来惭愧!这些年来，我们对甘肃的文化遗产，在发掘、保护、研究诸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还很不如人意。特别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那么珍贵的文物，在20世纪90年代历经了一场劫难，被一些文物贩子勾结当地不法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并且很快走私到纽约、巴黎、伦敦和香港等地。据了解，仅香港一地就有100多件。这样，使大量稀世珍宝流失，给我国、我省文物保护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为抢救这些文物，上海博物馆曾以重金从香港购得7件。
现在，兰州碑林在草圣阁一楼展厅镌刻展出的秦公簋铭文，其资料就是来自上海博物馆。要让我这个外行人讲，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其历史价值绝不亚于西安兵马俑。因为那里是秦国的发祥地，那些文物是研究秦人早期历史最丰富、最直接的实物。据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推断，他们征集到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器，是襄、文二公时的器物。史载，秦襄公在位20xx年，就是公元前777年至766年;秦文公在位50年，就是公元前765年至720xx年。算起来，距今2700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公元前220xx年， 距今2200多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我们常讲，敦煌藏经洞文献的被盗卖，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王圆箓的无知、贪婪，而礼县大堡子山的文物被盗卖，我们又将作何解释呢?我们将如何向后人作出交代呢?说起来，令人愤慨!令人心痛!陈寅恪先生讲：“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礼县大堡子山，何尝不同样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话说远了，请读者见谅。
季羡林，何许人也?1920xx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市农村，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留德20xx年，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贯中西，世界级著名学者，堪称稀世大师。
同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中行先生，曾以《季羡林》为题写了篇文章，其中讲：“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不过退一步，不求美，不求富，我也不是毫无所见。就算是概貌吧，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他通很多，母语即汉语之外，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通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说大，还有个理由，是这类必须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始能从事的工作，很少人肯做，也很少有人能做。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兴趣广泛，有时也从象牙之塔里出来，走向十字街头，就是说，也写杂文，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他还讲：“季先生就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还是朴厚，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
季老确实是这样。我认识先生已经十七八年了，他始终穿一身中山服，着一双方口布鞋，和霭可亲，朴实无华。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位慈祥善良的长者。
我第一次见到季老，是1983年9月初。那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暨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有100多位著名学者来自全国各地，云集金城。作为会长的季先生，当然也来了。那时候，我正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为大会作些服务工作，有幸接待了季先生，认识了季先生。在兰州，季先生写下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兰州颂》，已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一卷。其中写道：“我作为一个初到兰州来的人，对兰州所见虽然还不够多，然而印象是新鲜的，又是深刻的。那天下午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许多艺术珍品望之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参观者同声称赞，认为是中国第一，应该大大宣扬。晚上又看了甘肃省艺术学校的敦煌舞(女子)基本训练课汇报。我虽然在欧洲看了十年芭蕾舞，又多次在印度看到印度各派舞蹈，然而却依然是个‘舞盲’。尽管如此，艺校的汇报表演却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使我感到敦煌壁画的发展与应用有无限广阔的前途，心情十分兴奋。总之，我对兰州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兰州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一个十分有文化的城市。”这次，季老为兰州碑林题词，其中有句：“智慧之都，古城兰州”，很可能就是来自那次兰州之行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