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一方面，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高度重视，全国上下围绕社会建设和管理，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各级党政官员、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介记者和其他社会大众纷纷对社会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批评，给出建议。另一方面，社会却以自身的规律与惯性往前演化。突发事件不断，社会冲突频繁，环境污染、企业罢工、安全事故、阶层对峙等严重社会事件日趋普遍。我国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遭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怀疑，社会出现了广泛性的“中国式焦虑”和“怨恨式批评”。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问题存在的症结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前景，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谈点浅显的认识和思考。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演化
(1)我国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为：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业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街居体制起到辅助单位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其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集中到政府，社会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表现在：一是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高管、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竞争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快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农村，转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近30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贪腐问题，成为导致干部、群众不满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关系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显化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五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经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些单位普遍实行“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保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单位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弱化，有些则彻底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下降到25%左右。六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完整;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复杂性大大提高，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控制技术却没有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
以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由旧社会到新中国，再经由改革开放而演化至当下管理困境的历史过程。深入认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理解当前社会管理的状况。
二、当前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加快，人员流动管理矛盾突出;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激化;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农村基层财力薄弱，干群关系恶化;基层管理体制改变，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弱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群体性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增强;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社会管理面临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有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历史原因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上述挑战具体反映到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方面，其问题面临的紧迫性、严峻性和风险性，无论如何必须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了。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1.3%、1.7%和16.4%，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34.2%和46.3%，后两项合计达到80.5%;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3%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36.7%(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0.35上升到年的0.45，年达0.48(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2019年，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贪腐、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贪腐、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19年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2019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1.3%、1.7%和16.4%，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34.2%和46.3%，后两项合计达到80.5%;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3%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36.7%(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0.35上升到年的0.45，年达0.48(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2019年，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19年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2019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