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的综合认知的主观判断,主要是对个体自我生活的一个总体的概括认识和评价,这种评价对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感觉，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一种依存关系。本研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女性对生活满意度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提升;物质条件的满足与生活满意度有很大关联，但个别的学历较高的人群，可能存在物质条件好，生活满意度较低，幸福感指数不高的现实情况。本项目的研究旨在为政府在本领域的决策提供心理科学的依据和妇联组织的视角思考。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指数 女性 调查
一、前言
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希望通过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评估，了解本市不同年龄段和学历程度的女性群体在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依存度，以及其中的差异性等问题，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不同区域的女性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性的背后存在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女性问题上的决策提供心理科学的依据。
调查人群：
全市各辖区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成年女性3000人。
二、结果分析
1、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年龄段调查统计 表一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年龄段常模为：17.29±5.06。
表中红色部分数据显示，钟楼区、戚墅堰区、新北区、溧阳市均显示高出常模，提示这些区域的被调查女性生活满意度可能较其他的被调查女性要好，特别是新北区与溧阳区，他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指数较高，预示这两个区域的女性个人幸福感也较高。综合这两个区域的情况，可能是与农业生活的人数较多，长期的农村生活对现有生活质量的水平比较满意，体现其追求的生活状态总体上较其他区域更具幸福感。
2、学历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学历类别调查统计 表二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学历类别常模为：17.17±5.17
从学历的类别来看，钟楼区高中生的个别差异较大，大部分则较为稳定。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离散度较小，说明他们的生活质量高于初中生，也许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与经济收入因学历关系得到提升，社会接受度也高，容易在社会环境中比学历低的有较多的机会与社会参与度，因此，体现自身价值的社会收益较多。比较而言，武进区和钟楼区总的常模高于全市区域常模，呈现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状况。
从各辖区的总常模比较来看，武进区和钟楼区女性群体整体生活质量较高，新北区女性群体生活质量相对较低些。
武进区和钟楼区的经济基础较其他区域要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比较安逸的环境与舒适的生活条件，因此，物质上的保证给女性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新北区从理论上应与武进区不相上下，可能源于其特殊的环境与政府行政机构的距离，产生的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提升，可对比的参照群体也可能引起心理落差，抑或生活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有下降趋势。
3、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年龄段调查统计 表三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年龄段常模：4.30±5.72
从表中可以看出，天宁区、新北区、金坛市、溧阳市的部分女性群体幸福感常模高于全市被调查女性的总体幸福感常模，总体幸福感高于其他区域。
总体而言，60后、70后、80后的幸福感趋于稳定态势，个别区域，比如新北区的90后就显得比较突出;金坛个别人的幸福感指数超高，提示可能有故意的作为或出现精神异常的可能，需要加以特别注意。抑或有调查中对被控环境的因素出现不符合专业要求的情况，需要予以甑别。
国内有研究结果，幸福感指数常模为5.12+2.03.我市部分女性的幸福感指数调查，其常模均高出其他人群，显示我市被调查女性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指数。
从全市各辖区不同年龄段的幸福感指数比较(图表21)来看，金坛的80后、新区的60后、90后幸福感指数较高，总体上60后、70后比较稳定，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戚墅堰的90后则呈现出较低的态势。
4、学历对幸福感的影响：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学历类别调查统计 表四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数学历常模：4.79±5.13
从学历上看，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还是在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上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性，且相互间的个性差异较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大部分处于稳定状态即在一定区间范围内波动。在学历上的常模也高于我国某一人群的常模。其中，新北区、金坛市则高于全市被调查女性群体的总体水平。
处在较高状态的区域是武进区和钟楼区，幸福感指数处在较高状态的区域则是新北区和金坛市。由此，也印证了当初的假设，即，生活满意度指数高的人群，其幸福感指数不一定就高。简言之，生活比较满意的人不一定感到幸福。
所以，从幸福感指数的调查来看，主观幸福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非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感到幸福，还有其个人的人格因素、环境因素、文化素养、理想观、价值观、婚姻观、成长经历、社会因素、生活形态的诸多因素影响。
对低学历的女性而言，其生活满意度常模比较接近社会常模，原因可能是对生活的思考深度问题。对此类的女性群体应该进行“溢出性鼓励”，即以此影响其周围的女性和家庭成员，扩散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体验，营造社会性和谐氛围。
高学历的女性群体对生活的追求目的不同，有着较高的生活目标和情感需求，其生活中的物质条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有必要加强对此类女性群体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举措，应该对其进行“礼花式引导”，即对其此类女性群体进行职业与生活质量训练，提升其幸福感指数。
三、小结
调查结果大部分支持了当初的假设。
女性生活满意度指数与幸福感指数虽然是一个城市社会发展状况的群体性主观感受，是社会和心理问题的“集体潜意识”，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体现某一群体或个人生活质量、群体或个人幸福及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
从常模看，我市部分女性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主观体验高于其他城市，在全国前列。